“玄奘到底有没有证果？他的修为到底如何？”

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，这并非是一个新问题。在玄奘大师晚年的时候，他的弟子就曾经质疑过他，其中直接的原因就在于，玄奘三藏晚年多病且数次垂危。

从世俗的学术的角度来看，玄奘大师可以称得上是“千古一人”。比起朱士行、法显、义净、智猛等西行求法的高僧，玄奘三藏的学术成就无疑是最高的。然而，在佛教僧团的内部，对于玄奘三藏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。

比如，禅宗、天台宗、贤首宗（华严）等宗派，就与玄奘创立的法相宗，产生了十分根本的分歧。而在玄奘三藏的证果问题上，千百年来也一直争论不休。有大德认为其只在初地，有大德认为其只在二地。

但也有人根据其晚年的多病多难，以及其不甚祥瑞的“跌倒圆寂”，断定其只是凡夫。当然，这一论点的另一论据，依旧与玄奘本人阐扬的法相唯识理论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

故而，本章我们就上述的几点疑问，稍稍地讨论一下。当然，笔者仅仅倾向于“介绍、还原一些佛教史上的疑问”，而并非有意“批评、妄议祖师大德的成就”。

在这里，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，玄奘三藏的学术成就。

其实，大众了解玄奘的根本来源，是他西行求法的“副产品”——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这部游记类型的文本，自然是要比佛经读起来简单有趣。在千年以前的唐朝时期，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，而玄奘三藏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打开了人们认知未知世界的窗口。

“大大小小的邦国，形形色色的风物，迥然不同的风俗。乃至是不同肤色、种族、语言、服饰的人群，广袤土地上神奇荒诞的传说，还有玄奘本人九死一生的旅行经历。这一切都汇聚到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它的吸引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。”

以至于，到了明朝时期，吴承恩还根据这部书以及民间演义，写出了一部《西游记》。从此以后，“唐僧”的形象就固定了下来，取代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三藏的模样。

但是，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读者，都应当知晓一个问题。《大唐西域记》这本书，实际上并非是玄奘本人主动“写”的，而是李世民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求，请玄奘将其西行经历记录下来。

而玄奘三藏本人，似乎对于《大唐西域记》也并不重视。与他翻译佛经的严谨态度不同，这部游记是由“玄奘口述，辩机缀文”。

虽然在客观以及世俗的层面上来讲，《大唐西域记》的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。在历史考古学家眼中，它的重要性和贡献，要比玄奘带回来的一大堆佛经重要得多。

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近现代关于南亚的考古和历史研究，很大一部分的史籍资料，来源于我们国家，尤其是佛教内部的典籍。千百年来，无数的高僧大德，怀着虔诚的心态西行求法，他们在归来后写下了自己的见闻。

而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等地区的很多历史遗迹，都是根据我国的这些史料指导发掘的。

鹿野苑、菩提伽耶、那烂陀寺以及诸多的古城、石像、石柱、器皿，都直接根据《大唐西域记》的指导得以重见天日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印度国徽中的“四只狮子”，其实也与玄奘的这部著作有关。南亚次大陆这个地方，普遍不注重历史和文字记载，依赖于“口传心授”式的语言。时过境迁，他们口中的“历史”实际上十分混乱，甚至可以说等同于“神话”。而有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。

比如，现在被视为印度最伟大帝王之一的“”阿育王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，他以及他所建立的伟大王朝，都消失在荒烟蔓草中不被人记起。直到近代考古学家，根据玄奘以及中国其他古籍的记载，精准地发掘出了“鹿野苑遗址”。

在这一遗址中，人们发现了著名的“阿育王石柱”，现在印度国徽上的四只狮子，就来源于这根石柱。事实上，整个印度史的重建，与玄奘等高僧留下的文本资料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。

“没有玄奘等人的西行壮举以及文字记载，印度历史很难有清晰的脉络。”这样的评价，是东西方史学界所公认的。

除此之外，玄奘大师所途经的中亚、西亚部分地区，也就是所谓的“西域三十六国”。在一些历史遗迹的整理发掘上，也需要参考、借鉴他留下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至于具体的一些情况，在本章中就不去叙述了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。

除去《大唐西域记》的重要学术价值外，玄奘大师的伟大人格与精神，也是后人铭记称赞他的原因。

玄奘是一个偷渡者。但他并非是为了自己的私利，而是为了自己的信仰，他私自出境迫不得已。但学有所成之后，他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，将自己的所学带了回来。这种至诚至真的精神，感动了当时的唐王李世民，感动了唐朝的亿万百姓，也感动了千百年来的无数僧俗。

在回国前，玄奘大师有所顾及，为此他暂时停留在高昌这个西域国家。随后，他派遣自己的弟子，带着自己亲手写的表章，跟随西域的商队前往长安，呈给唐王李世民。李世民看后十分感慨，批准了他回国的请求，并且表示不再追究。

当时李世民忙着打高句丽，于是派房玄龄负责迎接玄奘，可见对于这件事的重视程度。玄奘在距离长安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长安的百姓就轰动了，百万人接连几天站在路旁迎接。

“倾都罢市，夹道相迎......自圣朝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

见过大世面的房玄龄以及太子李治，都被这样的盛况吓了一跳。但对于玄奘来说，这样的场面他实在见得太多，他的高光时刻远不止于此。

在曲女城，玄奘以一人之力，无遮大会上与大乘、小乘、外道三方学者上万人辩论。玄奘作为辩主，数十天内无一敌手，从此声震五印。被大乘学僧尊称为“大乘天”，被小乘学者尊称为“解脱天”，当下就有许多外道皈依。

玄奘西行17年，行程超过5万里，经历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国家和地区。跋山涉水、数次遇险，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，凭借着顽强的毅力，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目的。很多国家的国王，听说他是大唐来的和尚，都惊为天人，要与他“共分天下”而不得。

“中华民族之精神脊梁。”

玄奘的这种精神，是中国人的精神，后世的梁启超先生如此评价他。但是，这些成就与评价，都是来自于教外的、世俗的，而没有涉及到教内的、修证的地步。对于玄奘的认识，摆脱了“唐僧”形象的大部分人，也只能到这一步了。

那么站在佛教内部来说，玄奘三藏客观上的成就是什么呢？站在修证的角度去看，他是否证果了呢？这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，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。

青年玄奘选择西行，是为了解决不同地区不同学派高僧之间的争议（主要是南北摄论师与地论师之间的分歧），其中的重点就在于《瑜伽师地论》。这一点，在《三藏法师传》中，就有十分清晰的记载。而且，根据玄奘回国后的翻译工作，也能够证实这一点。

“法师既遍谒众师，备飡其说，详考其理，各擅宗涂，验之圣典，亦隐显有异，莫知适从，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，并取《十七地论》以释众疑，即今之《瑜伽师地论》也。”

事实上，玄奘在贞观十九年（公元645年）回国之后，被李世民安排在弘福寺。他在弘福寺所译出的第一部佛经，就是《瑜伽师地论》（即《十七地论》）。这部重要的大论汉译本共100卷，玄奘在译出之后，还特意请求李世民为其作序。

他的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，李世民反而命令他将《道德经》译成梵文，倒传回南亚次大陆。但在李世民的晚年，他对佛教的态度有所改观，衰老、病痛以及内心的不安，使得他在佛教的轮回果报寻求安慰。当然，这都是后话了，但由此可见，玄奘大师西行的最初目的十分明确。

玄奘青年西行的目的是《瑜伽师地论》，但他17年后归来时，带回的远远不止这一部经典。他对于教内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，甚至远远大于他世俗意义上的影响，用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这八个字来形容，都丝毫不为过。

玄奘在教内最大的贡献，就是将当时最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，几乎不变地搬到了汉地。与之前的所有高僧都不同，玄奘三藏带回的佛法是有传承、有体系而且贯通大乘的。

纵观整个印度佛教史，那烂陀寺学派是最后的光辉顶点，此后佛教在印度便永久地衰落了。公元5世纪前后的印度佛教，高僧辈出、大德云集，陈那、护法、法称、德慧、安慧、慧护等大论师，都集中地出现在那个时代。

可以说，这是继龙树、世亲、无著等大乘宗师涌现之后，佛教内部又一次人才辈出的时刻。当时印度的佛教中心，便是后来玄奘跟随戒贤法师学习的那烂陀寺。实际上，在玄奘去往天竺之前，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土的外国沙门，就已经将那烂陀寺的名声传了过来。玄奘三藏对于那烂陀寺，早已是心向往之，求取《瑜伽师地论》只不过是一个契机。

那烂陀寺是古印度经院派的代表，但它的学风又自由开放，是名副其实的佛教中心。当玄奘抵达这里的时候，就发现那烂陀寺学派林立，不仅可以见到大乘的僧团，也可以见到小乘的僧团。彼此之间既有各自的研究重点，但也会时不时地进行交流，总而言之，这里的学术氛围相当好。

那烂陀寺有着规模宏大的教学体系，而且分为了最基本的五个科目，在这五个科目下又进行具体的细分。并且，这里有着严谨的修学次第，顶级的教学僧侣以及良好的学习环境。我国历史上，有两位高僧曾抵达那烂陀寺学习，一位是玄奘，一位是之后的义净大师。

玄奘是公元6世纪中期去的，义净是公元7世纪末期去的。玄奘三藏去的时候，那烂陀寺处在辉煌的顶点，而到了义净大师去的时候，它已经开始衰落了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从义净大师的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中，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烂陀寺的盛况。

“致想因明，虔诚《俱舍》，寻《理门论》比量善成，习《本生贯》清才秀发，然后函丈传授，经三二年，多在那烂陀寺或居跋腊比国。”

从他的叙述中，我们能够看出，那烂陀寺的教学体系十分成熟。有因明科、对法科、中观科、瑜伽科以及戒律科，这与玄奘大师带回国内的体系，基本是一致的。

玄奘三藏由于创立了唯识法相宗的缘故，很多人总以为他只注重有宗的经典，而忽视空宗。或者说，他只重视大乘的经典，而忽视小乘。但实际上，这都是有失偏颇的，在有宗、空宗以及俱舍论方面，玄奘大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并且形成了完备的体系。

玄奘和义净，是古印度那烂陀寺学派的汉地代表，他们两个人可以看成是开拓与继承的关系。

在对法上，玄奘三藏译出了《阿毗达磨俱舍论》（小乘）、《大乘阿毗达磨集论》、《顺正理论》等等。虽然，在玄奘西行之前，汉地关于《俱舍论》的翻译研究已经具有规模且僧才辈出，但它真正地形成完备的体系，还是要归功于玄奘译出的一系列相关经典。而《集论》、《顺正理论》，则更是玄奘率先带回来且发扬的。

在因明方面，玄奘三藏无疑是汉地的首倡者，他也是陈那、法护的完美继承人。虽然，玄奘在这方面翻译出来的著作不多，只有《理门论》和《入正理论》这两部代表作。但是，他继承了戒贤一系的因明理论，并且在日后的讲学中将其发扬光大。总的来说，玄奘的贡献有两点。

• 第一，他摆脱了传统因明学在“立破”上的束缚，用“量”将因明学独立了出来；

• 第二，玄奘划清了“因明”和“内明”的界限，使其拥有了独立的属性。

而在中观科方面，玄奘同样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。他跟随戒贤法师学习的时候，不仅《瑜伽师地论》听了三遍，连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也听了三遍。后来，他又修习了《广百论》以及《广百论释》等等。回到汉地之后，玄奘三藏译出了中观方面的经典3部，般若方面的经典2部。

他圆寂之前翻译的最后一部经典，就是600卷的《大般若经》，有600万字左右，是佛经中最长的一部。而玄奘译出的最为流行的一部经典，就是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仅仅200多字。所以说，玄奘三藏对于中观般若的贡献，还是十分巨大的。

至于瑜伽科方面，那就更不必提了，玄奘不仅是开创者，而且千年以来一直站在顶点。他在这方面的译作，被称为“一本十支”，即以《瑜伽师地论》为主体，《成唯识论》、《唯识三十颂》等其余十部经典为两翼。他将在那烂陀寺的所学带回了国内，并且贯通中观唯识，以二谛立宗，继承了古印度那烂陀寺学派的传统。

即便是在戒律科方面，玄奘的贡献虽然不算突出，但这只是相对于他的其他四科而言。义净大师是小乘律的主要传入者之一，而玄奘则传入了唯一的“大乘瑜伽戒”戒本，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。

那么，既然玄奘三藏在教内的成就也如此巨大，为何他还是难逃争议呢？这其实与佛法的土壤有很大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中国人的根器问题。

玄奘三藏带来的那烂陀寺体系，的的确确是经院学派的高峰，也的的确确是佛教哲学的光辉顶点。但是，他由此不得不面对两个巨大的难题，一个是生活来源，一个是发展信众。

经院派的学僧们，是完全脱离实际生产的，他们必须要依靠大功德主的供养才行。中国长久以来，都是一个世俗的王权国家，除去梁武帝这样的皇帝之外，几乎不存在什么皇帝虔诚地信奉某一宗教。

由此，归国之后的玄奘，不得不在世俗和佛法中纠缠。比如，他曾奉命将《道德经》译成梵文，而他自己是不大情愿的。再比如，李世民曾数次请他还俗做官，这对于玄奘实际上是一种侮辱。但即便如此，玄奘居住在弘福寺翻译佛经，依旧要处理不少的俗世。每天都有达官贵人前来拜佛，玄奘又不得不去接待他们，这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。

玄奘本人预料到了这种情况，他在回国之初，就请求去少林寺译经，但遭到了李世民的拒绝。玄奘所发的誓愿很宏大，为此，他不得不抓紧一切时间工作。过度忙碌的译经工作，极度地摧残了他的身体，晚年的玄奘一直在病痛中度过。

还有一点则是，玄奘带回的佛法，与汉地流行的理念十分不同。其中，最令人不能接受的，就是“一阐提能不能成佛”以及“阿赖耶识与如来藏关系”，这两大汉传佛教的支柱问题。

“一阐提能不能成佛”，这个问题在汉地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发展历程。著名的道生大师，就因为曾经提出“一阐提能成佛”（一阐提，十恶不赦之人），而遭到僧团的摈出。道生十分伤心，只能对着顽石说法，结果石头都频频点头。当然，这只是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佛教故事，“顽石点头”的真实性不大。

“一阐提不能成佛”，确实是《大般涅槃经》传入之前，汉地的普遍观点。但随着这部经典的传入，“涅槃学”横扫地论师和摄论师，成为了南北朝以后的显学。它与如来藏与阿赖耶识之间进行了理论的融合，发展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“佛性论”。这也就是，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”，几乎成为了今天我们对佛教的基本认知。

但玄奘归国之后，他并不这样认为。他继承了印度佛教的”种姓制度“，认为”一阐提不能成佛“。玄奘赞同了戒贤及那烂陀寺学派的“五姓说”，认为其中的一个“姓”，无论如何修行，都不可能成佛。

这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在当时就有很多汉地僧人，对玄奘创立的唯识法相学不以为然。虽然，法相学经过玄奘高足窥基的努力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，但窥基圆寂以后就逐渐失传了。

而玄奘在关于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的问题上，也与汉地的僧人有明显的不同。以菩提流支为代表的地论师，分为了两派，一派根据《十地经论》，认为“阿赖耶识”等于“自性清净心”，都是“真心”。而另一派，同样是根据《十地经论》，认为“阿赖耶识”不等于“自性清净心”，是“妄心”。

翻译《摄大乘论》的真谛，则是摄论师的开山祖师，摄论师们倾向于调和。即，“阿赖耶识”既不是妄心，也不是真心，它是沟通真心与妄心的桥梁。但十分明显，这是受到如来藏思想影响的说法，真谛三藏是“夹带私货”的。当然，这倒不是笔者的私见，这是学界关于真谛系摄论师的评价。

而玄奘后来也译出了《摄大乘论》，但他非常明确地指出，“阿赖耶识”是“妄心”。玄奘更加接近世亲、无著的思想，而真谛则受到中观系如来藏思想的影响。

关于这个分歧，直到现在都没能理清楚。但玄奘的唯识学，与另一派瑜伽行派的唯识学说，又有着重大的分歧。玄奘的唯识学，属于“唯识今学”，他倾向于认为杂染的“阿赖耶识”，通过修行能转变为清净的种子。但与之对应的，是北魏菩提流支三藏的“唯识古学”，这一派则认为，杂染和清净的平台不同，两者无法进行转换，所以又提出了一个“第九识”，也就是“末那识”。

所以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不同学派之间又有了相当大的争议。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，玄奘三藏毕生倡导的唯识学，与中土众生的根器难以相容。

“中土重性而不重相。”

所以，以禅宗为代表的“性宗”，在中土发展得相当好。若不是后来净土宗出现，招揽了大批信众，禅宗一直都会成为汉传的主流。而以唯识学为代表的“相宗”，则因为其繁琐的名相，很难被中国人所接受，逐渐地消亡了。尤其是唯识法相宗，在玄奘、窥基之后绝迹千年，直到近代才被重新重视起来。在这方面，日本倒是帮了不少忙，他们又将资料倒传了回来。

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那就是玄奘本人一再受挫，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。这不仅引起了弟子们的怀疑，甚至连他自己都怀疑起来——“我翻译了这么多佛经，究竟对不对呢？”

玄奘回国之初，与李世民等人斡旋，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。但此时，李世民又去世了，高宗李治上位之后大肆打击老臣，玄奘被卷入其中，遭到了李治的长期软禁。

玄奘晚年一直居住在玉华宫（后改为玉华寺），这其实是他自己要求的。因为在此之前，李治将其安置在皇宫之内，派遣专人看守他。名义上，李治是为了让“老师”更好地译经，但实际上就是变相软禁。玄奘在不久之后就生病了，不得不偷偷地出宫治病，消息泄露后朝野一片哗然。

李治感觉脸上无光，叱责了玄奘。玄奘此时要求前往少林寺养老，遭到拒绝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请求去玉华宫居住，并主动要求李治派护卫看守。这次，李治算是答应了玄奘，但只允许一部分弟子陪侍，并且在四周布置了安保力量。

这些事情，使得玄奘很受精神打击。住进玉华寺之前，劳碌的工作使得他的身体衰败，经常性地生病。而在搬入玉华寺之后，他的身体更加差了，玄奘甚至预示了自己时日无多。

“玄奘今年六十有五，必当卒命于此伽蓝，经部甚大，每惧不终，人人努力加勤，勿辞劳苦。”

玄奘在玉华寺对弟子说出了这样的话。此时距离他译出《大般若经》，还有一段时间，但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了。在不久之后，他再次交代了自己的后事，这次十分郑重。

“若无常后，汝等遣我宜从俭省，可以蘧蒢裹送，仍择山涧僻处安置，勿近宫寺。不净之身，宜须屏远。”

玄奘一辈子都想去少林寺图个清净，但一生都未能如愿。为此，他交待弟子，自己的埋骨处不要靠近繁华的宫殿，应当选择僻静的山林。当然，他的这一愿望也没能实现，甚至因为李治的缘故，武则天后来将他的坟墓迁葬了。

弟子们看到玄奘既受到教内的攻击，又受到皇权的制衡，回国后的19年生活得非常辛苦。加上他的晚景如此，不禁对他的修行产生了怀疑，而玄奘本人，也怀疑过自己。

麟德元年正月初九傍晚，玄奘在玉华寺跌倒，起因是他为了越过一条小水沟。这一跌倒，他就再也没能站起来。在一天之前，一位西域弟子前来告诉他，自己梦见庄严大佛倒塌了。玄奘告诉他，那是自己要圆寂了，果真如此。

跌倒后，玄奘也开始做梦。

“吾眼前有白莲花，大于盘，鲜净可爱。”

一天后，他又梦见成千上万的人来迎接他。这些人带着香花、宝幢，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，驾着黄金珠宝装饰的马车，来到他的禅房门口迎接他。玄奘在梦中自语，我没有如此大的功劳，为何有这么大的供养？

弟子听到声音后，叫醒了他。随后，玄奘确信自己的一生没有白费，说出了一段话。

“奘一生已来所修福慧，准斯相貌，欲似功不唐捐，信如佛教因果并不虚也。”

在生命的最后几天，玄奘三藏点校了自己的译经目录。确认无误之后，便开始一心求生弥勒内院。麟德元年二月初四晚上开始，玄奘法师以“吉祥卧”的方式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。

“右手支撑着头部，左手放在左腿之上，右胁而卧。”

就这样，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，直到二月初五的夜半时分。弟子们围在他的身旁，请求他回答自己最后的疑惑。

“大和尚得生弥勒否？”

“得生！”

说完这最后两个字，玄奘便圆寂了。消息传出后，大唐百万百姓为其送葬，队伍一直绵延到长安城外。而玄奘大师临终前的表现，以及他最后说出的两个字，千年以来，也激励了无数的学佛弟子。

不管有多么大的争议，大和尚亲口承认，“得生”，此言定然不虚。谨以此文，顶礼大唐三藏法师玄奘，末学愿深入经藏、解佛妙法